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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
（《老子》第四十章）这些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无 --------→ 有 ----------→ 万物 存在或生活 → 形而上存在者 → 形而下存在者 存在或生活之为无，是说的无物存在的境域，即是说的无间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28]《山海经图赞》：[晋]郭璞撰，《山海经·山海经图赞·山海经补注》，光绪元年崇文书局木版。《说文解字》閒，隙也段玉裁注：隙者，壁际也。[⑧] 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第6-7、11页。[16] 这并不是说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没有时间观念，而是说时间这个特定词语是来自对于佛教时间观念的译介。[③] 这种纯粹现象乃是由本质直观（而非经验直观）所给予的： 如果直观、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真实的直观和真实的自身被给予性，而不是另一种实际上是指一个非给予之物的被给予性，那么直观和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就是最后的根据。
（原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时间 有间性 无间性 现象学 生活儒学 。回到作为纯粹意识的内在，这就是现象学所说的现象（phenomena）。 一 西历2011年1月12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石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在一种缺乏刺激的地理-文化环境中自主演进已实在太久，而任何一个文明要保持健康活力，都得有足够强的精神刺激，都得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从宏观历史层面看，这昭示着再次崛起的中国文明 -- 从古到今以儒家价值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 -- 的深厚自信。希腊人占领西亚北非后，不仅叙利亚文明再次经历了更新，希腊文明本身也因与其接触而彻底摈弃了其先前的精神品质。在当今发达国家，现代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前提、是关键。
这就好像一个演说家再高明也会有口误，必得纠正，或者说人人都有意识和下意识，会有不自主的行为，必得抑制那样。晚清以降儒家固然已不同于以往，但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却仍是中国文明。
欧美固然有诸多现代性问题，但欧美知识人会哀叹基督教花果飘零吗？ 至于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一类说法，实在不值一驳。考虑到历史上中国文明的优异表现，考虑到这个文明衰落之后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强势地复兴，每个中国人应感到欣慰才是。凡是尚未开出稳定秩序的国家便搞了欧美式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采取这一视角，说历史上儒家所维系的官僚制大帝国是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体，并无不可。
在希腊人大举入侵西亚之前，这里叙利亚文明的成长所依靠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十来个犹太人部落的自我更新，而且是它们对两河流域两千多年文化积累的不断吸收，对伊朗高原文化元素的不断吸收，还有对波斯帝国所提供的和平环境的有效利用。尽管在认识论方面，儒学（以及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或其他精神样式）弱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它完全有自成一体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和价值论，融合了佛道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学更达到了精致的程度。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说，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不清不楚的政治信号。正是因了这种删除旧信息、输入新信息或吐故纳新的机制，一个文明才可能长久保持其青春活力。
期间，各文明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是深刻的变化，但它们的本质性特征依然成立。虽如此，当今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文明仍然是其所是，其同一性依然为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所规定。
于是有论者认为，是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甚至有儒家已成孤魂野鬼的悲叹。换句话说，一个文明的同一性并非静止不动，而总是处在演进生长的过程之中。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儒家与国家异常紧密的结合。无疑，孔子像之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一些晦暗不明的政治信号：从今往后，长期被抹黑的儒家思想将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随着中国崛起，更将遍播寰宇，统领全球？莫非当今中国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 然而如所周知，当今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即便采用基于逻辑推理而非经验方法的对实在、知识或价值的本质、原因或原理的探究[②] 这么严格的哲学定义，精英层面的儒学 -- 非大众层面的祖先崇拜 -- 仍是一种哲学。正是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传统儒家被不可逆转地边缘化了，即便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也无法终结这种局面。既如此，就没有必要在敏感场所立孔子像以高调宣示儒家精神，更何况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比它所容涵的某种宗教或哲学更加宏大，而任何一个精进健动、生生不息的文明，都应是一个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立而后废本身难道不说明，儒家即使不是一种宗教，也具有宗教式的挑动敏感神经、激起情感波澜的能力？ 二 如果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定义，可以说儒家既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非严格意义的哲学。
同样，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文明要素。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识手段和自我道德约束的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①]作为判定哲学的一个核心标准，那么儒家从孔子甚至周公时代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哲学。
在先秦儒家文献中，作为人格的神天（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上帝）的使用频度虽不如先前，但仍然很高。也应看到，在欧美，宗教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状态之被打破即政教分离，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故所造成的社会振荡明显不如现代中国那么剧烈。
事实是，历史上儒家的功能相当于欧美的基督教、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尽管与它们相比，儒家气质更温和，表现得也更开明、开放。如果这么做真是为弘扬孔子精神乃至中国文化，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立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某处，而若即若离地置于天安门东北角的国博广场？ 二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家与政治权力的分离，是一种不可逆的文明史事件。
如果采取宏观历史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花果飘零论、孤魂野鬼论，其实都是晚清以来受害者心态的反映。从历史上看，儒家在整个东亚世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此优异的表现，或许只有近代以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勉强可比，古希腊罗马称之为哲学的精神体系 -- 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等等 -- 和任何一种现代哲学都望尘莫及。尽管问题很多，甚至乱象丛生，但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之外第一个整体性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中国是第一个能与西方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博弈的大国，且在可见的未来，全球权力天平必将越来越多地朝中国倾斜。而在舆论的另一端，这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
问题是，儒家果真只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或许，问出这样的问题，便说明思维已经固化，只能按一种非此即彼的套路来进行认知和判断了。之前，儒家作为华夏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至清末已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的入侵下，两者间天撮地合的共生关系才土崩瓦解于一旦。
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作为判定宗教的一个根本条件，则儒家可能显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说在西周或更早时代，才算严格意义的宗教。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儒学主导的国家，对于儒家精神和教诲历来是重心传而非形传，在文庙之类场所祭拜的，只是孔子和其他贤哲的牌位而非塑像。
如此看来，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情形同样能够说明问题。
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甚至主要靠儒家），也有佛、道、回、耶和民间宗教的功劳。此后形成的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即以叙利亚文明为基质、摄入了希罗要素的基督教文明，而中世纪以降至今，正是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明同一性的核心成份。只要尊重常识，只要对国际学界的主流立场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继续沉湎于激进主义思维，对儒家作这种庸人主义的否定了。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
考虑到儒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信奉上帝、神、天，而且一直有祭天地山川、祖宗圣人的传统，甚至在停止举行国家祭仪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国人仍在祭祖、祭黄帝、祭孔子，似乎就更有理由把它视之为宗教，称之为儒教了。回头看去，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区域，在中国文明进入复兴轨道的今日，是可以理解的，而三个来月后之被移走，又是必然的。
总的说来，舆论界虽并没有就此大做文章，但仍似乎印证了一个说法：一百多年来儒家花果飘零。在此过程 -- 一个仅持续了一百多年，比佛教融入中土速度快得多的过程 -- 中，华夏要素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文明复兴便由此发生。
或有人说，儒家是哲学而非宗教，孔子不是神，故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就像美国在国会山区域建林肯、杰弗逊纪念堂，立林肯、杰弗逊像一样。西方文明也没有因为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启蒙运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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